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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辩马云夹缝中的博弈

发布时间:2020-02-11 06:48:43 阅读: 来源:滚丝机厂家

支付宝事件引发了外界关于企业家契约精神及诚信的讨论,而随着信息的逐渐披露,人们对马云做法的态度也越发泾渭分明。“挺马”的人认为,“支付宝涉及国家金融安全,法规不许外资持有,外资股东却迷信绕开中国法规,马云遵守契约精神提出依法转回国内获得牌照,给外资股东合理补偿。”(史玉柱),作为企业运营者而言,只有先解决了企业的生死问题,才谈得上股东利益;“反马”的人则认为,马云绕过正常的谈判程序,利用“协议控制”的模糊之处开打,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的私心;6月15日的媒体沟通会过后,更多的人则对马云抱以同情的态度,毕竟,如果抛开政策和内外资等背景因素来看,这仅仅是一家公司内部的董事会纠纷而已,涉及的仅仅是若干股东的利益,而在企业界,由于某些特殊原因管理层绕过董事会同意而做出决策的案例并不少见。所以作为正常的商业谈判,不妨给阿里管理团队一些时间,等谈完调查清楚再做评论。简单地将此事上升到契约精神和诚信的层面,忽略企业所处的具体情境,不免草率。

在法律范畴上,“契约必须信守”是合同订立必须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但是,这一基本原则不是绝对的,其可因意外情事变动而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并形成了一种例外制度。各国法律对此都有相应的安排。所以,从法律的标准看马云是否违背了契约以及违背的程度,需要有专业的仲裁机构调查后才能做出判断。

然而,在这件事中,人们对“契约精神”的关注,更多地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的角度出发。契约精神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尊重规则和重视规则的意识。卢梭说过,“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人一出生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规则。社会需要规则,因为规则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为社会提供良好秩序的同时,还在总体上降低了治理社会的成本。市场经济中,“契约精神”的作用更是不言自明。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之魂,没有契约精神和商业诚信,就不会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契约精神》一书作者汪中求认为,契约精神是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习惯不按规则出牌,正是契约精神缺失的体现。

进一步地,如果援引经济学上企业的契约理论来看,马云所领导的公司管理层作为企业的代理人,未经股东和委托人的同意而做出一项关乎企业未来归属的重大决定,确实有严重践踏契约的嫌疑。当然,马云有很强的理由支持来做出这样的决策,但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这显然都不是一个最优的结果。

马云的代价

支付宝的事情才刚刚开始,但马云受到的质疑已是空前的。

2011年初,马云曾对《哈佛商业评论》说:“阿里巴巴集团首要工作是继续努力在年轻员工中提纯强大的价值观体系。我们有超过19000名员工,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7岁。在今日的中国,拥有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没有价值观的人可以赚很多的钱,但内心会痛苦,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其他人和社会而工作。”然而,一向是年轻人心目中个人奋斗典范和价值观先锋的他,今天却因为自身的价值观问题而受到了挑战。

所有决策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人们所需要做的,是在各种方案中选择一种对于自身来说机会成本最小的。做为一个企业家,失去什么样的机会才会是他最不能忍受的,无疑,是企业继续生存下去,因为商人不是圣人。所以,马云也许是做了一个错误决定,但是这个错误决定是当时唯一能做的合理决定。否则,按照他自己说,第一批牌照拿不到,支付宝就是一家非法经营的公司,六亿的用户、淘宝80%以上的交易、中国几十万家小网站怎么办?淘宝会瘫痪掉,阿里巴巴和整个电子商务网站都跟着停摆,结果不堪设想。

然而,选择在关键时刻“承担了责任”的马云却因此要付出另外一些成本。不仅要面对不诚信和违背契约的诘责,损毁一直以来其个人在公众中的形象,更严重地,整件事所产生的“外部性”很可能会影响到公司在未来的健康发展。在“在透明时代的领导力”一文中,MonitorTalent公司的ChrisMeyer和《哈佛商业评论》撰稿人JuliaKirby通过研究证明,社会意识和我们衡量企业行为社会影响能力的不断进步要求公司跟踪并降低“外部性”带来的损害,并把它做为企业日常经营的一部分。在一个信息“透明”的时代,企业的每项决定、每次行动,都必须从社会的角度去审视,而尽量降低决策对社会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作为中国最大的拥有六亿用户的电子商务公司,虽然支付宝事件影响的最终显现还有待时日,但企业的决策者在一些关乎根本原则的事情处理上,一定要慎之又慎。

希望诚如马云自己所言“对我们来说,企业受人尊重远比利益重要”,因为正如娃哈哈达能事件,支付宝事件必然而且已经对中国的商业生态产生了影响。

19世纪一位英国总督说过,每个人在理论上都高谈公道温和以及高尚品质,可是如果有人要实行这些原则以至影响到任何人的利益的时候就变卦了。著名作家吴晓波认为这是英国人对契约精神的一种理解,即身处契约精神发源地的西方国家的人们在道德和法律之间也处于一种游离状态,更何况步入现代社会刚刚不久的中国。在他看来,对比当年娃哈哈和达能之间的股权纠纷,支付宝事件显然已有很多进步,“我们反对娃哈哈事件的原因,是宗庆后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煽动民族情绪来帮助他博取利益,而马云并没有利用外部力量来解决支付宝问题。”

进一步地,吴晓波认为,是公众赋予了马云一个很高的道德地位,马云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可见,明星企业家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风险。“看一个人,要看他过去的表现,还要看他现在和未来的表现。从我认识的马云或者从他原来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崇尚自由经济和自由思想的人。最近马云和阿里巴巴经历的一些风波,无非是捅破了先前已存在的一些泡沫,这对他和阿里巴巴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吴晓波说。

夹缝里面的博弈

由于信息不对称,我们对支付宝事件中契约精神的讨论还无法做到完全客观。但另一个趋势是已确凿显现并更加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的。那就是在电子商务领域内国家力量、民营企业和国际资本三方博弈的问题。而在此次事件中,央行的角色也和政策因素也确实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直研究中国企业史的吴晓波认为,支付宝事件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它很可能标志着中国互联网自由时代的结束。他用2004年左右中国几家大的国有石油公司争夺加油站市场来对比今天的第三方支付行业所面临的境况。“互联网经济从1995年开始到今天,一直被称作是阳光下的产业,民营资本对外资实现了全行业的战胜,从门户到搜索到游戏等。中国的市场上,总是有三种力量在打仗: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为什么在互联网这个行业中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况?就是因为国有资本一直没有找到进入的方式,但是,2009年以后电子商务这一波浪潮,让它们看到了‘加油站’,那就是金融结算系统。马云可以说是代表民间资本,左边是一批国有的商业银行,对支付宝已经不止一次上‘万言书’质疑其合法性,而另一边就是雅虎、软银等国际资本,是一种很典型的夹缝里面的博弈。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在国有资本面前几乎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

随着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井喷式发展,第三方支付也已经随之成为一块巨大的蛋糕。而在未来,伴随着中国内需的扩大和信息以及制造产业的发展,电子商务很有可能成为改变内需结构的启动点,它就像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或汽车加油站,谁垄断了它,实际上就会成为实力阶层。

由此看来,支付宝事件其实仅仅是一个序幕,马云和阿里巴巴所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能否获得牌照这么简单,“支付宝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商业银行的介入等等都还刚刚开始,还没有人从中占到便宜,如果它变成一块真实的蛋糕,从国有资本力量介入互联网行业不可逆转的趋势来看,两年之内,利益一定会再一次重新调整,到那个时候,这个行业中的民间资本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将是一个很大的悬疑。”吴晓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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